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宇龙 记者 王聪聪
这个暑假，“体育外卖”的授课方式正在一些城市兴起：不少青少年上体育培训班不用接送，家长们从手机上下单，教练带着器材上门，最近的场地可能就在自己家楼下。
扛器材挤地铁送“体育外卖”，对于在杭州工作的00后刘晨来说不算什么，做上门教练以来，根据课程需要，他带过跨栏、障碍桶、弹力带、哑铃等工具。这让他常常惹人注目，在不同小区之间转场总有人来问联系方式；小区上课现场，也有家长先是在远处观望，再来咨询：“能不能拼团（课）？”
这种新型体育培训模式吸引着一些年轻人投身其中。石家庄一家上门体育机构负责人孙文表示，目前不到30人的教练团队跑不完全市的上门课程，所以公司还在持续招人，每天近百人通过招聘网站向他求职，但可能只筛出一两个合适的教练。
他们带着器械上门教体育
刘晨是一名前摔跤运动员，他所在的杭州市临平区是2021年才成立的，离市中心较远，不少双职工父母自己都很难有空锻炼，更没有时间陪着孩子去其他区的大机构进行体育培训，但孩子的体育锻炼却“拖不得”——肥胖、体能差、视力弱问题困扰着不少家长，“有的孩子下楼去买个东西，可能回来都会气喘吁吁”。灵活、便利的“体育外卖”，于是应运而生。
孙文在石家庄从事体育培训十余年，有一家超过200平方米、面向青少年的运动场馆，开始转型时，“上门体育”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现在，他的禹创体育团队已经把“上门体育”作为主要业务。他解释：“家长没有时间来回接送孩子（到场馆），就会导致孩子的训练频率降低，断断续续的，效果不理想。”教练上门为家长减少了时间成本，而脱离场馆，在绿植多的公园、小区运动，“视野开阔，运动状态和心理是不一样的”。
不同学段的体育测试，是当下很多家长为孩子下单“体育外卖”的一大原因。近年来，多地出台政策对中考体育增加过程性考核，比如，北京各中小学校，将四、六、八年级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结果计入中考；河北则将七年级下学期至九年级上学期共4个学期的成绩之和，作为过程性考核成绩。
孙文称，很多家长转变了思路，不像之前，在体育测试前“临阵磨枪”，平时训练、提升成绩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了，也不再满足于原有的体育培训模式。
北京乐时运动联合创始人陈学利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做“上门体育”的机构有些也是从体育场馆转型而来，开发“上门体育”线上平台的仅两三家。2024年年底“乐时运动”小程序上线，目前覆盖了100多个城市，已有3000余名专业教练入驻平台。陈学利表示，做“上门体育”是一种轻资产创业，没有场馆这种重资产的投入，而且覆盖范围很大。“不像一个场馆，只能覆盖周边10公里左右范围。教练直接对接家长，收入也比在场馆高。”
这也是曲阜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薛锐眼中，“上门体育”的吸引力所在，不拿“死工资”、工作自由，凭个人能力赚钱。他做过田径、篮球、夏令营体育培训兼职，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做上门教练，组了一个4人团队，正在考虑创办公司。“发展得好，毕业就可以接着做下去。”他了解到，在山东济宁曲阜这座县级市，大型体育场馆都离市中心较远，但他们送课到客户家楼下，家长“透过窗户就能看到”。90分钟的课程收费100多元，是当地家长能接受的价格。
陈学利介绍，“乐时运动”的上门体育课程定价与授课人数相关，但客单价比场馆更低，一对一课程低40%左右，4-6人的班课则会低70%左右。“很多孩子愿意一块拼着去上课，这种团课在平台上销量非常好。”陈学利说，有家长发起拼团后，会把团课链接发到自己的小区群里，为孩子寻找上课的“搭子”。
得益于轻资产投入，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的“上门体育”从业者均表示，他们采取小课包或一次一付的收费方式。孙文介绍，他接触的家长对传统机构的“大课包”式预付消费心存顾虑，非常看重“上门体育”课程机构的稳定性。就像陈学利所说，一次一付的模式下，家长交完钱几个小时以后，教练就上门来授课了。
面对新的市场需求，创业者们也在摸索。自媒体就是一个宣传渠道，薛锐的团队里由他负责出镜，拍摄带孩子训练的视频，“有教练出镜、指导的视频流量，就会高一些”。通过和家长们的私信互动，薛锐得知一些体能测试的培训需求很大，于是开始研究推出相关课程。
“南方沿海城市和北京，家长（对上门体育）接受度比较高，其他城市不少家长还是比较传统，我们也在慢慢推广，这需要有一个过程。”陈学利说。
上门体育“因地制宜”
暑假里，清晨和傍晚是上课黄金时段，应家长要求，刘晨团队的教练有的在早上6点上课，有的晚上10点半才下课，通常一天上4节课，下雨、台风天就在小区地下层教。找到合适的场地不算困难。“新小区里面配套都蛮好的”，跑道和体育广场适合训练。如果碰上老小区，刘晨会带上孩子去附近的体育公园，通常走800米左右就能抵达。薛锐则习惯在每次课前“踩点”找好训练场地，通常20分钟以内能找到。
“在场馆里上课与上门去户外上课，具体的实施、注意事项是有所区别的。”孙文说，教练首先会对场地的安全作一个判断。场馆内有运动地胶、周边墙体有软包，细微处都有保护设计，但“上门体育”需要靠教练选择场地。“检查周边是否有高空坠物风险、棱角、过往车辆，这些都得注意到。”同时，户外教学对教练的专业性要求更高，没有地胶的情况下，跳跃的动作不规范，教练更要及时纠正，防止对孩子的膝盖造成损伤。
在业内人士看来，场地需求与体育培训项目密切相关。孙文以体测的立定跳远项目举例，教练会带跳远垫上门，对膝盖起到缓冲作用，防止孩子受伤。而长跑训练，由于未必能就近找到开放的标准跑道，则需要将训练拆分：日常通过体能训练提升心肺耐力、纠正跑姿，测试则必须去专业跑道。他希望更多运动设施向公众开放，“无论对于上门体育，还是家长自己带着孩子去运动锻炼，都是一种便利”。
在做夏令营教练时，薛锐第一次意识到，体育教育不是严肃的，而是有趣的，他在那次兼职里学会如何融入孩子群体。“上门体育”往往是家长主导了课程报名，但孩子会慢慢喜欢训练，也会在休息时和他分享喜欢的动漫角色和校园里发生的事。
同一个项目也要根据目的来选择上课方式。孙文谈到：“比如篮球，如果要学专业的，我会建议去专业的室内场馆，如果说把篮球当作兴趣爱好，培养孩子的基础能力，再穿插着体能训练，我们可以说（上门）没问题。”
刘晨觉得，体育不仅影响一个人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心理。他遇到过一个五年级体重已经有70多公斤的男孩，拍摄时男孩很抗拒镜头，也不愿意训练。于是，刘晨就和他约定不再用手机记录，“就好好训练，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就属于我们俩”。现在，男孩在训练后瘦了5公斤，慢慢喜欢上了运动。
除了喜欢给孩子上课之外，刘晨还希望“通过创业的方式，让教练走进千家万户，让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推广体育”。
“体育外卖”也需品控
武汉体育学院教授、中国青少年体育与体教融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柳鸣毅向记者指出，随着大众体育健身意识的不断提高，包括“体育外卖”在内的各种体育教学、体育锻炼形态随之多元化发展。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等部门提供了基本的公共体育服务，但个体的需求存在差异，因此市场提供了个体化、定制化的课程。家长和孩子在选择课程时，也需要注意防范孩子在体育运动中的运动损伤风险。
对于刘晨来说，选择注册公司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买保险。做个体教练时，刘晨只能在上课前一天请孩子父母买好保险、截图发给他，“我们有言在先，如果没有给孩子购买保险，第二天的课我们就不上”。现在，他可以以公司的名义，批量为孩子购买保险。
刘晨还发现，被训练场景吸引来的家长除了关注课程内容和价格，也对专业资质非常看重。他告诉家长，浙江省内从业教练员通过在该省体育培训监督管理数字化平台“浙体培”获得“电子认证”，可以通过小程序查看教练的资质证书。
为进一步完善课外体育培训监管，国家体育总局于2021年12月印发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规定执教人员应持有体育教练员职称证书、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等6种证书的至少一种。
陈学利介绍，各地的教练需通过“身份证+资质证书+教学案例+人脸识别”四重严格审核，才可以入驻“乐时运动”平台接单。其中，教学案例指的是教练此前训练的孩子的视频，“能看出他的教学水平，还有对待孩子的态度”。
“我们现在是放慢了推广速度，在控制教练的数量和质量。”陈学利透露，在作为大本营的北京，“乐时运动”设计标准化的课程流程，如果得到家长欢迎，孩子又比较适应的话，就会慢慢往外去复制。
“品控”也是孙文正在考虑的事情，他为团队的每个教练都配置了一整套器材。因为“体育外卖”业务铺得广，他的确遇到没办法实时掌握教练上课情况的问题，他想到的方法是随机巡课、与家长教练建立三方沟通、定期培训，“也在思考有没有更加系统性的管理方式来提高课程品质”。
孙文在期待相关行业标准的出台，他坦言，对于教练的执教能力，仅靠证书无法直观展现。在面试教练时，他要求上门教练性格外向、有耐心，且拥有一到两年的实际授课经验。“我们得对家长负责、对孩子负责，也对教练的未来负责，不能让教练拿孩子练手，这里边的风险性、不可控性太大了。”
柳鸣毅认为：“仅依靠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外卖’等体育健身服务项目进行管理、监督、扶持，力度是不够的。我们要呼吁多部门围绕‘体育外卖’等体育健身服务的标准设置、场地、师资、营业资质等，提出合理且有助于市场发展的监管体系。”他也提醒，公众应增强安全防范意识，选择有资质和经验、靠得住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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